“回来差不多又十年了，头几年还是两边跑，在澳大利亚兼职做研究员。两边的活儿都不少，搞得很紧张。2004年以后不再跑了，专心坐下来在国内做研究。”王小鲁说。

回国后，王小鲁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课题。先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，再是关于各地的市场化进程，后是地区发展和区域差距。近年来，收入分配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。2005年，他与樊纲共同完成了一个《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》研究报告，但王小鲁认为，这个课题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更深入地做下去。从2005年到现在，这个深化了的收入分配课题又进行了两年。

“关键是改革和发展成果共享的问题。”王小鲁说，“改革二十多年，经济发展加速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蛋糕做大了，切给谁？是全社会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，还是只有少数人有权利享受？”

这一课题进行期间，正值“反思改革”潮流涌动，社会上对贫富差距问题吵得沸沸扬扬。一种声音认为，贫富差距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，并由此质疑改革方向出了问题。王小鲁认为，市场化带来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，是不可避免的。但从很多个案来看，由于制度不健全，腐败和灰色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影响面是相当广的。因此，首先要搞清楚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，是否还在可接受的范围？第二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是市场化分配的结果，还是腐败和灰色收入造成的？“如果连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就下结论，当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”

三

但要搞清楚事实谈何容易。首先，这是个敏感问题。其次，涉及到灰色收入，可用的基础数据几乎是零。“就算你能再像统计局那样按照严格统计抽样的方法调查几万户，但如果人家不告诉统计局的话，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他说，按常规的调查方法，这个课题是根本没办法做的。

“怎么办？这么大的问题，因为不好做，大家就都绕着走，假装没看见？”他不甘心，决心硬着头皮尝试，“哪怕不够严密，也比不做好”。他借用社会学调查的方法，让调查员去找最熟悉的亲戚、朋友做调查，不问对方收入合法还是非法，只问一年的全部家庭收入和各项消费，了解其消费特征，然后按照不同的收入等级，计算出一套相对真实的消费特征参数。

其中最主要的是与特定收入水平对应的恩格尔系数。这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跟收入之间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参数。他说，“我只有两千多个样本，显然不能直接用来推断全国的收入分配状况。但只要这套参数相对可靠，就跟两千个样本没关系了，我可以用这套参数去对现有的大样本统计调查数据进行检验。”

检验的结果非常有意思。在同样恩格尔系数的条件下，调查样本和统计局样本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相当一致，收入越高差距越大，到最高收入这一组，差距变得非常大。

在报告中，王小鲁这样写道：“初步推算，占城镇居民家庭10％的最高收入居民（约1900万户，5000万人），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.7万元，相当于原有统计数据（不到2.9万元）的3倍多。其他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于原有统计。推算城乡居民收入总额约13.5万亿，而不是8.3万亿。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约4.8万亿元，相当于当年GDP的26％。”

这些结果可靠吗？

王小鲁说：“我通过几个不同的侧面进行验证，例如有多少人有汽车，有多少人有商品房，什么收入水平可以支撑这样的消费；还有银行存款是怎么分布的，从中可以推出什么样的收入分布。结果发现，这些推算得到的结论相当一致，说明上面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对的。当然它还需要进一步验证，将来也可能证明我的估计偏高了，或者偏低了。”

记者问：“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吗？”

王小鲁说：“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。隐性收入是不是我说的4.8万亿，有待进一步证实，但数量巨大，是可以肯定的。不过，根据其他验证的结果来看，这个估计更有可能多少偏于保守。”

所谓隐性收入主要就是灰色收入。王小鲁分析，它们有五个最主要的来源：财政资金和其他公共资金的漏失、金融腐败普遍存在、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、土地收益流失、以及垄断行业收入。他认为：“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，主要不在于市场化，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。”